年齡“王魯”說芻議：以董仲舒為中間
作者：楊運籌（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博士研討生）
來源：《原道》第38輯，陳明、朱漢平易近主編，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8月出書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玄月十一日癸卯
耶穌2020年10月27日
內容撮要：《年齡繁露》中，董仲舒提出了“王魯”說。“王魯”，即以魯或假托魯為王。“包養網VIP王魯”說遠承孔子“變魯”說，所謂“齊一變至于魯，魯一變至于道”，“變魯”，即變魯至于道。
“王魯”又與“絀夏”“新周”“故宋”相聯，王魯，即魯繼周為新王，它合適三統循環、文質相復的王朝更迭理則。董仲舒等漢人論定“王魯包養網推薦說”一方面是上探孔子“緣魯以言王義”的微旨，另一方面是要處理漢代秦而興的符合法規性問題。
而在具體處理漢朝代秦而興的解釋學說時，“三統循環”之外另有“五德終始”，兩者是聯系在一路的，并且彼此沖突。出于勾銷秦統，為漢立法的意圖，董仲舒采用“三統循環”而不取“五德終始”。
質言之，漢為新王包養違法，直接上承三代，而非接續秦統。魯和漢皆是“新王”，故而，董仲舒申說“王魯”說，內里映照的實際是王漢，以漢為新王。
關鍵詞：年齡；王魯；孔子；董仲舒；王漢
司馬遷自陳其作史之起因，乃是上承孔子而紹法《年齡》，論《年齡》有言道：“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于年齡。年齡文成數萬，其指數千。”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）司馬遷師事董仲舒，論“年齡”多襲用董義。
董仲舒其人精于“年齡”：“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，唯董仲舒名為明于年齡，其傳公羊氏也。”（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）董仲舒在闡發“年齡年夜義”中，提出了“王魯說”，《三代改制文》“故《年齡》應天之作新王之事，時正黑統，王魯，尚黑，絀夏，親周，故宋。”[1]
踵繼董仲舒，何休積數年之力撰成《年齡公羊解詁》，專門發揚年齡義法，“王魯說”被列進“三科九旨”中的“一科三旨”，“新周，故宋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，[2]“《年齡》托新王授命于魯”。[3]
換言之，“《年齡》當新王”就是“王魯”。何休之后，“王魯說”遂成為后來公羊家說解“年齡”的定論。[4]那何謂“王魯說”？
一、董子“王魯”說
董仲舒論說“王魯”，依《年齡繁露》，顯見的除上文所引《三代改制文》，還有《俞序》與《奉本》，說法略有差異。
《俞序》有：“仲尼之作年齡也，上探正天端，王公之位，萬平易近之所欲，下明得掉，起賢才，以待后圣，故引史記，理舊事，恰是非，見王公，史記十二公之間，皆衰世之事，故門人惑，孔子曰：‘吾因其行事，而加乎王心焉，以為見之空言，不如行事博深切明。’”[5]
《奉本》有：“孔子曰：‘吾因行事，加吾王心焉，假其位號，以君子倫，因其成敗，以明順逆。’故其所善，則桓文行之而遂，其所包養網比較惡，則亂國行之終以敗。故始言年夜惡，殺君亡國，終言赦小過，是亦始于粗粗，終于精微，教化風行，德澤年夜洽，全國之人，人有士正人之行，而少過矣，亦譏二名之意也。”[6]
董仲舒兩次提到孔子作《年齡》，因行事以加王心。在《奉本》中，“王魯”被稱之為“緣魯以言王義”：“夫至明者，其照無疆，至晦者，其闇無疆；今年齡緣魯以言王義，殺隱、桓以為遠祖，宗定、哀以為考妣，至尊且高，至顯且明，其基壤之所加，潤澤之所被，條條無疆。
前是常數十年，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超。年夜國齊、宋，離不言會。微國之君，卒葬之禮，錄而辭繁；遠夷之君，內而不過。當此之時，魯無鄙強，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，邾婁庶其、鼻我、邾婁年夜夫，其于我無以親，以近之故，乃得顯明；隱、桓、親年齡之祖先也，益師卒而不日；于稷之會，言其成宋亂，以遠外也；黃池之會，以兩伯之辭，言不以為外，以近內也。”[7]
“前是常數十年，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超”與“年夜國齊、宋，離不言會”兩句歷代名家皆無確解，蘇輿以為包養情婦兩句有脫誤，不知確否，即使是也不影響對文義的整體性懂得。
結合以上《俞序》與《奉本》的兩段話，可知董仲舒的意思是：因有王心，故“緣魯以言王義”，孔子之作《年齡》，是假借魯史來寄寓改制的國法，這恰是對王魯說的發凡。
以現有的文字資料看，“王魯說”首見于董仲舒。董氏自有師承，“子夏傳與公羊高，高傳與其子平，平傳與其子包養留言板地，地傳與其子敢，敢傳于其子壽。至漢景帝時，壽乃共門生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，與董仲舒。皆見于圖讖。”[8]
子夏，即卜包養站長商，為孔後輩子，從子夏大公羊壽，計有五代，董仲舒師出公羊壽，為公羊正傳。換言之，董仲舒之學脈可以上溯孔子。經分今古，漢武帝設立的五經博士，甚至宣帝時共存的十四博士，都屬于今文。今文經師授源流，都可上達孔子，董仲舒之公羊學只為此中之一。與今文經比擬，古文經無師授。
說古文經無師授也不太恰當，古文經也有師授，古文經以文字、詁訓為法解經，古文經師也有老師，其后更有門生，只是古文經不現在文經重義法，這一點在《年齡》經上體現尤為明顯。《年齡》有三傳，《左傳》重史實，《公羊傳》《谷梁傳》重義理，即常說的“微言年夜義”。
當然，今古經之別也有一個時間先后，“《左氏》先著竹帛，故漢時謂之古學。《公羊》，漢世乃興，故謂之今學。”[9]《公羊傳》在未著于竹帛之前，同其他的儒家經籍類似，靠的是口傳心授。
口傳心授不克不及記載于籍，徐彥以為：“孔子至圣，卻觀無窮，知秦無道，將必燔書，故《年齡》之說口傳子夏。度秦至漢，乃著竹帛”。[10]孔子天然不克不及確知身后之事，說孔子“知秦無道，將必燔書”如此，顯系推尊孔子和神化其作《年齡》之事。
徐彥之說實出于何休：隱二年，紀子伯、莒子盟于密。《公羊傳》云：“紀子伯者何？無聞焉爾。”何休解云：“言無聞者，《年齡》有改周授命之制，孔子畏時遠害，又知秦將燔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其說口傳相傳，至漢公羊氏及門生胡毋生等，乃始記於竹帛，故有所掉也。”[11]
口傳心授當確有其事，但無法論定其實，所能探討的只能是見之于竹帛、傳于后世的文字。[12]
以《公羊傳》看，記載了多個公羊先師，學者已有所梳理。[13]如是說來，董仲舒公羊之學不消除有繼承自孔子、公羊先師的“微言年夜義”。但究竟哪些是習傳的義法，哪些是董仲舒個人的發揮，無從考論，若是真有，習傳的和發揮的已經融為一體，難以區分。
董仲舒尊孔，認為“孔子作年齡，因行事而加王心”、“緣魯以言王義”，此即王魯。“王魯說”出自公羊先師還是董仲舒，不得而知。既然有所口傳包養網推薦心授，循著這個路徑，不由要追問，孔子自包養金額己能否有“王魯”或許說同“王魯”有附近的表述及思惟傾向。
二、孔子“變魯”說
孔子答子張“十世可知也？”之問，“殷因于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”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繼周者究竟是誰？孔子沒有明確地說，只是在由殷、周二代在各自繼承前代禮制時所做的增損補益時，總結出了王朝更迭的普通理則。[14]
換句話說，繼周者無論是誰，在禮制上都必定要遵守增損補益的理則，即使繼周者是魯國，也不克不及破例。依照潘雨廷所論，孔子平生之思惟先后經歷了“為東周”-“西周文王之德”-“堯舜之德”-“天之歷數”的變化，且在這個過程中孜孜以求“變魯”之道。[15]
“變魯”，孔子亦說，“齊一變至于魯，魯一變至于道。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對于此章的解釋，眾說紛紜，茲列如下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見解：
（1）包（咸）曰：“言齊、魯太公、周公之余化，太公年夜賢，周公圣人。今其政教雖衰，如有明君興之，齊可使如魯，魯可使如年夜道行之時。”[16]
（2）孔包養感情子之時，齊俗急功利，喜夸詐，乃霸政之余習。魯則重禮教，崇信義，猶有先王之遺風焉，但人亡政息，不克不及無廢墮爾。道，先王之道也。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，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。[17]
（3）變魯而至于道者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。變齊而至于魯者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。[18]這三種說法，各有著重，年夜義附近。齊魯同為東方封國，但風教差異宏大，霸道與蠻橫、禮樂與刑政，各自變革的方式不盡雷同。
齊魯之別，如包咸所說，其來有自也。據司馬遷《史記·魯世家》記載，“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，三年而后報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“何遲也？”伯禽曰：“變其俗，革其禮，喪三年然后除之，故遲。”
太公亦封于齊，蒲月而報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“何疾也？”曰：“吾簡其君臣禮，從其俗為也。”及后聞伯禽報政遲，乃嘆曰：“嗚呼，魯后世其北面事齊矣！夫政不簡不易，平易近不有近；平易近平易近，平易近必歸之。”
周公受封于魯國，本該前去封地，但武王早歿，成王年幼，周公不得已留京輔佐，同時讓本身的兒子伯禽就職魯國。伯禽管理魯國，三年有成，于是向周公述職。三年，比擬于太公看三月治齊而言，周公認為伯禽報政的速率太慢，時間太長。
伯禽管理魯國，“革其俗，變其禮，喪三年而后除之”，體現的是禮制的基礎精力，“尊尊親親”，可見魯國是完整貫徹宗法禮制，所以報政遲緩。而太公治齊，“因其俗，簡其禮”，“通工商之業，便魚鹽之利”隨機應變，所以報政敏捷。
一魯一齊，治國方法迥異，頗有儒道之辨的意味。太公預言魯國日后一定臣事齊國，同樣地，周公也預言齊國“魯雖削，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。”[19]魯在宗法禮制之下，世卿世祿，長此以往，社會發展緩慢。齊舉賢尚功，任用異姓賢才，國家權力必陷于別人。
劉向總結說，齊有霸者之跡，魯有王者之跡。[20]值得留意的是，何故太公、周公都預言了各自的國運，但卻不給出能夠的應對戰略，任其發展呢。其實不難懂得，各自的治國理念已定，國家氣象已成，況且天道不成違。
時間推進到年齡之世，周室東遷，勢力江河日下，先后出現五霸。齊桓公任用管仲，管仲依然沿襲齊國舊有“伸輕重魚鹽之利，以贍貧窮，祿賢能，齊人皆悅”（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），爾后成為年齡首霸。
齊桓公“尊王攘夷”，孔子極為贊許，同時推許管仲。桓公稱霸不以兵車，不是真正的不依附兵車，試想，既要稱霸諸侯，沒有強年夜的兵車、武備絕無能夠。說不以兵車，是嘉許齊桓、管仲“尊包養網評價王攘夷”的“正而不譎”。
齊國因其富庶和軍力，稱霸一時，但管仲逝世后，敏捷式微，到孔子之世，田氏突起，國政已經不在宗室。這一點卻是和魯國類似。魯國完全繼承了西周禮制，但宮室權利逐漸被三桓掠奪。三桓的行為確實不合適臣子之道，君臣名分尚在，從側面反應出禮治的功能。
孔子變魯，任年夜司寇、隳三都，惋惜的是，重振宮室宣佈掉敗，于是周游列國，這算是孔子變魯的具體政治實踐。周游列國，實際上也是在尋求變魯之道。[21]
孔子曾說“魯衛之政，兄弟也”。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魯衛本同為姬姓同宗，在血緣上親近。其時的衛靈公因寵信南子，形成南子與衛國世子蒯聵的沖突，致使國力日漸闌珊。衛靈公或說衛國之所以不亡，如孔子所說，有賢人在位，衛國所以不亡。
周游列國之后，孔子亦說“吾自衛反魯，然后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”（《論語·子罕》）編訂經籍，修訂《年齡》，孔子借魯史而言志包養條件，“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）
所謂“變魯”，以齊之武備結合魯之文事，換言之，由齊國的蠻橫經魯國的禮儀教化而成霸道。齊國富庶，齊一變至于魯，與“富而后教”相通。霸道教化，更需賢人在位輔政。齊-魯-道，魯已非年齡之時的魯，而是周室禮儀、霸道的代稱。
達至道，若用孔子本身的話來說是，“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》、《舞》、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”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
三、年齡“王魯”說
董仲舒說“王包養條件魯”，孔子“因行事以加王心”“緣魯以言王義”，可謂“變魯”的發展，有孔子修訂《年齡》意圖。談“王魯”，顯然不克不及抽離來談，《三代改制文》中，董仲舒將“王魯”“絀夏”“新周”“故宋”并置。“絀夏”也叫“絀杞”，杞為夏之后，魯分封年夜禹之后東樓公于杞地，延續夏朝的宗祀，爵位為公。
“三統”是指前兩朝并己為三統，《年齡》托魯為王則需求將包養價格ptt夏絀置，體現在《年齡》書法上是，莊公二十七年“杞伯來朝”。杞伯本應稱“公”，此處卻稱“伯”，表白絀夏或絀杞。復次，僖公二十三年有“杞子卒”，蘇輿解釋，“始見稱伯，卒獨稱子者，微弱為徐、莒脅，不克不及逝世位。
《年齡》伯、子、男一也。辭無所貶，貶稱子者，《年齡》絀杞不明，故以其一等貶之，明本非伯，乃公也。”[22]董仲舒《年齡繁露·三代改制文》認為，這是推周為新王的體現。依據成例，絀夏之公為伯，年夜禹天然應該并進帝皇序列。
絀夏之后是親周。親周或許新周，是用“親”還是“新”，蘇輿辯論甚詳，以為當作“親周”。[23]“包養網比較親周”和“新周”的討論，與《年夜學》“親平易近”“新平易近”類似，年夜學之道是通過“親平易近”而達到“新平易近”，同理，“年齡”通過“親周”達到“新周”。《年齡》兼有托魯為王與尊周兩意。
《公羊傳》僖公二年、僖公十四年、襄公元年、昭公四年、昭公十三年皆論及“實與而文不與”。“實與而文不與”，實際上贊成，而文辭上不贊成。諸侯本授命于周王，沒有擅自分封國家的權利。
周王室東遷之后，勢包養犯法嗎力江河日下，皇帝徒有虛名，無法掌管全國年夜局以實現撥亂歸正，又屈居于洛邑一帶，這與小國沒有差別。在這種上無皇帝，下無方伯的情況下，全國諸侯有彼此滅亡的，有才能往救濟則救濟是完整可以的。
換言之，諸侯不得專封專討，但皇帝沒有實權，諸侯又可以專封專討，體現在《年齡》書法上就叫做“實與而文不與”。當然，專封專討，不是任何諸侯都會獲得贊許的，除非是像秉持道義的齊桓公普通方可。
宋與杞都是王者的后代，周初微子啟被分封在宋地，延續殷商的宗祀。絀夏后，年夜禹已經歸進帝皇序列，故宋，宋就成為三統中的第一統。便是說，對新王而言，宋和周同為舊二王之后。
絀夏、故宋、新周，依照董仲舒的解釋，三代更迭的理則是文質相復，三統循環。三代各自所尚，初見于《禮記·表記》，[24]其后解經家各自應付成文，文質相復更為明確地說明是司馬遷。
夏道尚文，殷道尚質，周道尚文，《年齡》改周之文，從殷之質，一文一質，由質而文，由文返質，循環往復。這應該算得上是儒家的歷史觀或歷史哲學。
文質往往又和三統相聯。三代夏、殷、周，三代便是三統，三統也叫三正：“三正以黑統初。正日初一于營室，斗建寅。天統氣始通化物，物見萌達，其色黑。故朝正服黑，首服藻黑，正途輿質黑，馬黑，年夜節綬幟尚黑，郊牲黑，冠于阼，昏禮逆于庭，喪禮殯于東階之上。祭牲黑牡，樂器黑質。
法不刑有懷任新產，是月不殺。聽朔廢刑發德，具存二王之后也。親赤統，故日分黎明，黎明朝正。正白統者，歷正日初一于虛，斗建丑。
天統氣始蛻化物，物始芽，其色白，故朝正服白，首服藻白，正途輿質白，年夜節綬幟尚白，旗白，年夜寶玉白，郊牲白，犧牲角繭。冠于堂，昏禮逆于堂，喪事殯于楹柱之間。
祭牲白牡，薦尚肺。樂包養價格器白質。
法不刑懷孕懷任，是月不殺。聽朔廢刑發德，具存二王之後也。親黑統，故日分鳴晨，鳴晨朝正。
正赤統者，歷正日初一于牽牛，斗建子。天統氣始施化物，物始動，其色赤，故朝正服赤，首服藻赤，正途輿質赤，馬赤，年夜節綬幟尚赤，旗赤，年夜寶玉赤，郊牲骍，犧牲角栗。冠于房，喪禮殯於西階之上。祭牲骍牡，薦尚心。樂器赤質。
法不刑懷孕，重包養網VIP懷躲以養微，是月不殺。聽朔廢刑發德，具存二王之后也。親白統，故日分夜半，夜半朝正。”[25]
以上論三統或三正的文字不少，足見董仲舒對三正的重視。如其篇目所示“三代改制”，新王朝初立的“改制”問題，“王者必授命而后王。王者必矯正朔，換衣色，制禮樂，一統于全國，所以明易姓，非繼人與，通以己受之于天也。”[26]
何休進一個步驟歸納為“王者授命必徙居處，矯正朔，換衣色，殊徽號，變犧牲，異器械，明受之于天，不受于人。”[27]夏代尚黑，殷代尚白，周代尚赤，因此服飾、犧牲、器械對應相關的顏色。
夏代建寅，以農歷正月為歲首，殷代建丑，以農歷十仲春為歲首，周代建子，以農歷十一月歲首。三統，周為天統包養價格ptt，殷為地統，夏為人統。
“一曰天統，為周十一月建子為正，天始施之端也。二曰地統，謂殷以十仲春建丑為正，地始化之端也。三曰人統，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，人始成之端也。”[28]十三月，正月。《年齡》開篇“元年，春，王正月”，《公羊傳》解為“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”
孔子作《年齡》，《公羊傳》從立法改制角度解析，認為文王是奠立霸道政教的授命王，《年齡》本應“行夏之時”，但出于政教目標，沿用周正。[29]王者通三統，《年齡》有“王正月”“王仲春”“王三月”。
何休云：“仲春、三月皆有王，仲春，殷之正月頁，三月，夏之正月也，王者存二王之后，使統其正朔，服其服色，行其禮樂，所包養網站以尊先王，通三統，師法之義，恭讓之禮，于是可得而觀之。”[30]
正月、仲春、三月采用的周正，仲春是殷之正月，三月是夏之正月。《年齡》編年，對于所記載的歷史，可以從夏正、殷正、周正三個中的任何一個時間維度往對待，董仲舒、何休及其后的公羊家釋“王”為“文王”，“正月”為“周之正月”，表白了《年齡》所延用的周正內里是包括了夏正與殷正。
用周正，編年紀實系在魯國上，以魯史為經，以他國之史為緯，難免存在“王魯”的原因或傾向，無怪乎公羊家以“王魯”解釋《年齡》與孔子修《年齡》之意旨。
換言之，《年齡》用周歷，周歷內含夏歷、殷歷，夏為人統、殷為地統、周為天統，三統統于《年齡》，通三統而年夜一統。以周之一統為年夜，而魯承繼周，諸國歷史系在魯國歷史上，有合于“王魯說”。
四、董子“王漢”說
董仲舒言，“故《年齡》應天作新王之事，時正黑統，王魯，尚黑”（《年齡繁露·三代改制文》）。三統循環，繼周者當為魯，王魯也。而依據董仲舒的闡釋，當然不錯，但顏色觸及的是女大生包養俱樂部“五行”，引進“五行”就要考慮五行之間的生克。
《年齡繁露》中以“五行”定名或與“五行”相關的有《五行對》《五行之義》《五行相生》《五行相勝》《五行變救》《五行五事》等數篇，此見董仲舒對“五行”的重視。“三統循環”與“五行生克”是解釋王朝更迭的兩個系統，兩相結合難免存在沖突和牴觸。
夏尚黑，黑屬水，殷尚白，白屬金，周尚赤，赤屬火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卻不克水，不合適三統循環、文質相復。如是，“三統”與“五行”必須分別對待，盡管“三統說”中含有顏色替換的向度。
在《年齡繁露》中，董仲舒構建了一套繁復的“五行系統”，此中有三次提到了“火”與“本朝”的關系，分別是《五行相生》中“南邊者火也，本朝”；《五行相勝》中“夫火者，本朝”；《五行順逆》中“火者夏，成長，本朝也。”
本朝便是漢朝，董仲舒以為屬火德。漢朝究竟屬于哪一德，漢人自己也爭論不休。《史記·歷書》記載，漢初沿襲秦歷，秦屬水德，漢亦水德；至文帝時，公孫臣認為漢為土德。水德、土德，加上董仲舒所說的火德，就有三種說法。漢為哪一德，關乎漢王朝繼承哪一統，淺顯地講就是漢王朝的符合法規性問題。
秦屬水德，尚黑，以“五行生克”論，繼秦之漢當為土德，土克水，尚黃。這與董仲舒所說的漢為火德相牴觸。同理反推，既然“故《年齡》應天作新王之事，時正黑統，王魯，尚黑”（《年齡繁露·三代改制文》），那么繼承周的就應該是尚黑的秦，從歷史看，繼周的本來秦，而經文寫“王魯，尚黑”，若何解釋？
秦人世代棲身于偏遠的西陲，清楚和運用“五行說”卻甚早。秦襄公始祭白帝，德公祭青帝，靈公祭黃帝和炎帝，始皇之時更有人論黃帝為土德、夏為木德、殷為金德，周為火德，秦變周當為水德。
“自齊威、宣之時，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，及秦帝而齊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”（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）“五德終始說”本由戰國齊人鄒衍所創，鄒衍頗有聲名，遭到各國國君的禮遇，以致于司馬遷感嘆道：“其游諸侯見尊禮這般，豈與仲尼菜色陳蔡，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！”（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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鄒衍之學說也因之而流布甚廣，始皇采用也在道理之中。與“五行”相配，秦國采用顓頊歷，顓頊歷建亥，以農歷十月為歲首。
建亥與夏建寅、殷建丑、周建子有本質分歧。清人提出“矯正亦改時”，學者對此作出解釋，認為清人的意思是四時的時間會隨著矯正而變化。[31]此說明顯有誤，混雜了月建和農歷。
建寅、建丑、建子、建亥，是說歲首、新年從哪一個月開始，農歷中的二十四節氣是固定包養女人的，不會因為歲首的變化而變化。
建亥的顓頊歷，《年齡緯·命歷序》說顓頊部落共傳20世，計350年，《易緯·稽覽圖》又說傳了500年，孰是孰非，不知畢竟。秦本為顓頊帝之后，顓頊帝絕地通天，創制了顓頊歷，以此來說，秦或許一向延用顓頊歷。
秦一統全國之后，顓頊歷變為全國的通行、通用歷，尚黑之風、禮儀軌制依然不變。秦的做法，很顯然，并不合適董仲舒、何休等公羊家所言：“王者必授命而后王。王者必矯正朔，換衣色，制禮樂，一統于全國，所以明易姓，非繼人與，通以己受之于天也。”（《年齡繁露·三代改制文》）
顯然秦人只知或只用“五德終始”說。董仲舒、何休為漢人，論“王魯”，除了推原孔子作《年齡》之旨意，也是在為漢王朝正名。劉邦樹立漢朝，這是史無前例的工作，相對于夏殷周秦四代來說，劉邦出生卑微，并不像之前的朝代，它們都是通過幾代、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盡力而樹立。因之，若何解釋劉邦、漢王朝的正當性和符合法規性成為漢儒必須要面臨的問題。
“王魯”，公羊三世說有“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內諸夏而外蠻夷。”“內其國”指魯，魯就是夏，夏，“中國有禮儀之年夜，故稱夏；有服章之美，謂之華。”[32]“王魯”便是王華夏。
秦處西陲，歷來被華夏各國視為西蠻夷仲，故而董仲舒論“三代改制”特別論及：三統之變，近夷遐方無有，生煞者獨中國。“王魯”于董仲舒、何休等漢人而言又具有了時代意義，“王魯”“王（華）夏”同于“王漢”。
漢繼秦而起，繼承了秦的軌制，這是不克不及否認的事實。但漢朝的樹立者無尺寸之地、無累世之功，最終卻奪取了全國，這與三代包養網單次據德尚仁享有全國者判然不同。若何處理息爭釋秦漢兩朝的代繼成為漢儒念茲在茲的問題。
秦包養合約國、秦朝知曉“五德終始”之說，但不知“三統循環”“文質相復”之說。依據董仲舒、何休等漢人的見解，秦并全國后，正朔、服色等皆未變，凡此諸種分歧天道。而論定漢代秦而起時，董仲舒認為漢本是上接三代，至于以漢朝為火德，則是他給出的一種說法。
換言之，董仲舒明確區分了“五德終始”與“三統循環”。畢竟，兩套解釋學說本就彼此沖突，出于勾銷秦統、尊奉漢朝的意圖，董仲舒采用“三統循環”而不取“五德終始”。
注釋：
[1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184-186頁。
[2]何休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，第5頁。
[3]何休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，第7頁。
[4]詳參申屠爐明：《論何休對董仲舒“年齡公羊”學說的繼承和發展》，《齊魯文明研討》2011年第10期；施婧嫻：《孔廣森〈公羊通義〉“王魯說”考辨》，《史學史研討》2013年第2期；曾亦、郭曉冬：《年齡公羊學史》，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。
[5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155-156頁。
[6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160頁。
[7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273-包養故事276頁。
[8]何休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，第3頁。
[9]何休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，第7頁。
[10]何休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，第3頁。
[11]何休包養女人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包養平台籍出書社，2013年版，第55頁。
[12]段熙仲：《年齡公羊傳講疏》，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版，第30-32頁。
[13]曾亦、黃銘：《年齡公羊譯注》，中華書局2016年版，第14頁。
[14]參見殷慧、張子峻：《“宗周”抑或“黜周”——“吾其為東周乎”“吾從周”析論》，陳明、朱漢平易近主編：《原道》，2016年第3期，新星出書社。
[15]潘雨廷：《易學史發微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版，第22-72頁。
[16]劉寶楠：《論語正義》，中華書局1990年版，第239頁。
[17]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中華書局1983年版，第90頁。
[18]顧炎武：《日知錄集釋》，岳麓書社1994年版，第241頁。
[19]王利器：《呂氏年齡注疏》，巴蜀書社2002年短期包養版，第1123-1124頁。
[20]向宗魯：《說苑校證》，中華書局1987年版，第169頁。
[21]潘雨廷：《易學史發微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版，第42頁。
[22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186頁。
[23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版，頁186頁。
[24]《禮記正義》，鄭玄注，孔穎達疏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08年版，第2079—2082頁。
[25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190頁。
[26]董仲舒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182頁。
[27]何休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，第11頁。
[28]《漢書》，中華書局1962年版，第1951頁。
[29]曾亦、黃銘：《年齡公羊傳譯注》，中華書局2016年版，第3頁。
[30]何休：《年齡公羊包養違法傳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版，第57頁。
[31]曾亦、黃銘：《年齡公羊傳譯注》，中華書局2016年版，第3頁。
[32]《左傳正義》，杜預注，孔穎達疏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9年版，第1986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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